记者：罗加尔先生，为什么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要赞助“德中同行”活动？

罗加尔：“德中同行”的口号仿佛就是我们想出来的一样，因为我们在提供赞助的时候总是很注重双向性，也就是说不仅考虑到德国人在中国，同时也考虑中国人在德国的问题。“德中同行”系列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进入和接触中国的重要地区，并对当地情况和合作伙伴取得一个初步的印象。因为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刚启动两年，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工作重点。

记者：贵基金会专门赞助了德中同行网，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罗加尔：一方面是出于我们自身兴趣的考虑，因为我们新到一个地方，需要了解当地的市场概况。有哪些事是别人已经做过了的，其他人都在做些什么？通过网站我们可以了解这里的情况。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博世基金会的一个原则：我们在开展资助项目的国家并不是由代表处办理自己的事务，而是通过与重要的伙伴合作来开展工作。而在文化领域，歌德学院无疑是一个天生的合作伙伴。过去几十年，我们和歌德学院在其他国家已经成功开展了合作。能够帮助建立这个文化类网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开启我们在中国的事业的大好机会。

记者：在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在中国的整个事业当中，德中同行官方网站起到的作用如何？

罗加尔：非常棒！因为这是一个德中双语的文化类网站，它正符合博世基金会的哲学。此外，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情况的机会：看一看我们开展赞助项目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情况怎么样。

记者：为什么罗伯特•博士基金会如此重视双边性呢？

罗加尔：这是出于对伙伴的尊重，与其他方面一样，这一理念也源于基金会的创始人罗伯特•博世先生。生意要给双方带来利益，这是博世先生一贯坚持的原则，它也同样适用于基金会的工作。罗伯特•博世之所以能使其企业发展壮大，是因为贯彻了这一原则，而作为基金会，我们在进行资助的同时也贯彻了这一原则，那就是：博世将杰出人才吸纳到企业当中，并且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员工共同努力创造的成就使博世发展壮大起来。罗伯特•博世曾为德法和解作出过努力，现在基金会从事的民族谅解工作就是溯源于此，我们做着相似的事情：我们并不想向德国人传播一个现成的中国形象，或者反过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一个高调的德国形象。我们给年轻人提供去其他国家的机会，并期待他们能够积累自己的经验，并尽可能地是通过和该国家的伙伴的直接合作来积累经验。
我们的资助活动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我们帮助德国年轻人认识了中国，帮助中国年轻人认识了德国，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后，他们就成为了另一个国家的使者，并帮助本国的人们认识那个国家。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起了一种非常中国化的东西——关系网。
我们认为，一个预算和资金有限的基金会要资助民族谅解事务，只有在稳固的人性化的基础上，并争取到众多的我们的理念的传播者，才能够取得成功。归根结底这关系到尊重、信息、兴趣与合作。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够在中国做到一些其他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记者：博世基金会做的事和其他基金会有什么不同呢？

罗加尔：我们是完全独立的基金会，非常灵活。我们不是其他受到公共资助的伙伴的竞争对手，而是对外文化政策的一个有意义的补充。在利用博世基金会提供的启动资金的基础上还常常可以继续募集到其他公共基金或者私人第三方资金。我们不必考虑任何政治或经济形式的预算年度或者计划指标。我们可以说是没有自己的议事日程，除了致力于民族谅解。

记者：你们的工作似乎是一个进一步筹措公共资金的前期阶段？

罗加尔：是的，是一个长期资助的起步阶段。我们并不是长期提供资助，通常也不是资助机构，而是资助个人，但通过资助个人能达到长期的效果。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将民族谅解的理念传递给了某个人，之后即使没有我们的资助他也会继续发挥作用。

记者：请您就刚才提到的普遍情况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罗加尔：比如在媒体领域，通过“媒体使者项目”，我们将中国年轻记者送到德国的编辑部去工作，明年也将把德国的记者带到中国。此外，我们还将来自德国的青年教师作为语言文化的传播者派到中国的高校，并不是到大都市，而是到各个地区。目前已有四位这样的教师在中国工作了。我们还计划选一批教师，让他们到中国的中小学里去实习，并希望他们能在实习结束后，在实习的学校和回国后工作的学校之间牵线搭桥，发起建立两校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此外我们还考虑资助中德两国年轻的法律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经验表明，这些年轻的奖学金生毕业后会长期致力于两国民众间的理解。我们刚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旅行，从中获得了许多想法和可能会展开合作的伙伴。我们准备在今后的几年内增加在中国的资金投入。

记者：请您对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在中国头两年的事业发展情况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罗加尔：在我们看来，起步非常成功。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并且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利用“德中同行”系列活动的契机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未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一直到上海世博会，更加深入地接触中国的各个地区。我认为，一个基金会在两年时间里能够做的，我们已经都做到了。